辯論，做為一種公民參與

（2007/4/25舊文）

關於近來流行的二個公共議題：樂生與蘇花高。

我沒有定見，我連爭議在哪都不是很清楚。我有興趣的是其中公民參與的型式。

不知道怎麼開始的，遊行會變成台灣公民參與及影響公共政策制定的唯一型式。它有著奇妙的道德光環，但這不是這文章想討論的。

我想點出的是，遊行中群眾，如果立場一致，那誰來檢驗？
遊行中群眾，如果立場對立，那代表遊行的訴求何在？
遊行中群眾，如果沒有立場，那你們上街幹麼？

因此，我至少認為遊行實在不是公民參與的唯一適當模式，比較好的替代方案是辯論。

進大學前，一個讀東海社會系的學長告訴我，社會科學最後的判準是哲學。現在大學畢業了，研究所也快念完了，我發現哲學還不是社會科學最後的判準，恐怕信仰才是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損益分析可以辯論；更上位的，進步主義與人本思想間的價值取捨也可以辯論；但釐清所有智識上的證據和理路後，就只能依各人的信仰來做最後的抉擇。

但是，在各人判斷之前，所有的資訊揭露與驗證，所有的價值訴求與詰難，都可以透過辯論來傳達。

因為要承受最多的檢驗，減低曲學阿世的可能性，參與辯論是知識份子貢獻社會的最好方法；因為接收過完整的資訊，避免了人云亦云的盲目跟風，聆聽辯論也是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最好方法。

如果做不到接受檢驗，那學者即不為專業；如果不肯花時間聆聽思考，那公民即不具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。那就不要談什麼公民參與，更不要談什麼審議型民主，乖乖接受政客就好了！